图为《左传》刻本书影。 （图片来源：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古籍平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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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左传》又称《春秋左氏传》或《左氏春秋》，是先秦时期的编年体史书，为解释《春秋经》而作。《左传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，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（前722），下讫鲁哀公二十七年（前468），共255年的历史，共计18万多字，全面、系统、周详地记载了周王室及诸侯列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，辨明其原委曲折，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历史进程，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。《左传》集经、史、文于一体，传递思想与大道，蕴含着丰富的修身智慧及治国理政思想。

依德行礼，以礼治国

春秋时期，宗周社会的礼乐文明走向瓦解，但社会变迁也引起了人们对礼的反思和重建。郑玄云：“左氏善于礼。”《左传》中礼的思想极为浓厚，礼几乎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，甚至可称为一部礼书。《左传》对礼的由来、本质、作用等都有着深刻论述。《左传》云：“礼，经国家，定社稷，序民人，利后嗣者也。”“礼，上下之纪，天地之经纬也，民之所以生也，是以先王尚之。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，谓之成人。”“礼，国之干也。敬，礼之舆也。不敬，则礼不行；礼不行，则上下昏，何以长世？”

《左传》对“礼”与“仪”作了区分，它所推崇的礼并不是徒有其表的形式，而具有本质的内容。礼是内在德与外在仪的统一，其本质是敬，失去了本质与德行，礼就是徒有其表的“仪”，起不到礼的作用。昭公五年（前537），鲁昭公出访晋国，貌似各个环节都没有失礼之处。晋平公认为鲁昭公很精通礼。汝叔齐反驳道，鲁昭公懂的是“仪”不是“礼”。礼是用来保有国家根基、推行政令、无失百姓的。现在鲁国政令在三家大夫手里收不回来，有人才却得不到重用，破坏与大国的盟约还欺侮小国（鲁国趁莒国内乱夺取其郓地），在他人危难之际获取利益（趁莒国动乱夺取鄫邑），却不知道自己有危难。公室军队一分为四，百姓就食于三大家族，臣民无人心存公室，不为昭公谋划未来。身为一国之君，危难将要降临却不忧虑自身的处境。礼的根本与枝末就体现在这些方面。而鲁国国君却以仪为急务，反复演习，说明他精通礼实在差得太远。汝叔齐的这段话深刻说明了礼与仪的区别。

礼治是通过外在仪的要求与内在的德行相辅相成，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。庄公二十二年（前672），齐卿陈完请齐桓公饮酒，桓公认为陈完贤德，于是赴宴，二人相聚甚欢。夜幕降临，桓公意犹未尽，要点灯继续畅饮。陈完却辞谢说，自己只准备了白天设宴招待君主，没有料到夜里宴饮，因此不敢奉命。对此，《左传》评论道：“酒以成礼，不继以淫，义也。以君成礼，弗纳于淫，仁也。”酒是用来完成礼仪的，不能没有节制，这是义；陪君主饮酒完成了礼仪，不使君主过度，这是仁。陈完辞谢是不想陷桓公于不仁不义，因为礼是成仁成义的凭依和维系。

晏子与齐景公的一段对话也说明了这一点。昭公二十六年（前516），齐景公和晏子坐在正厅中，景公感叹自己死后漂亮的屋子会被陈氏所占。晏子对景公说，陈氏虽然没有大的德行，对于民众则乐善好施。君王征收重税，而陈氏以丰厚的财物施舍于人，民众都归向他了。《诗经》说：“虽无德与汝，式歌且舞。”陈氏的布施，民众已经为之唱歌跳舞颂扬了。如果您的后代稍有怠惰，且陈氏不灭亡，那么国家就要成为他的国家了。景公听后就问该如何是好。晏子回答，只有礼方可制止此事。

景公感慨晏子说得对，可惜自己却做不到。不过从现在开始，自己知道礼是可以治国的了。晏子接着说，礼可以用于治国的由来已经很久了，可以说礼与天地并存。“君令臣恭、父慈子孝、兄爱弟敬、夫和妻柔、姑慈妇听，礼也。君令而不违，臣恭而不贰，父慈而教，子孝而箴，兄爱而友，弟敬而顺，夫和而义，妻柔而正，姑慈而从，妇听而婉，礼之善物也。”齐景公称赞晏子所说的话，但是此时他已经无能为力去改变当时的状况了，后来果然田（陈）氏代齐。

任人唯贤，选贤举能

中国自古以来崇尚任人唯贤、选贤举能，这在《左传》中有着丰富的呈现。下面从举贤、让贤、用贤三个方面进行阐述。

先说举贤。襄公三年（前570），有祁奚荐贤“外举不避仇，内举不失亲”的故事。祁奚请求告老退休，晋悼公问谁可接任，祁奚先后举荐了自己的仇人、自己的儿子、下属的儿子。他举荐人才的原则是唯贤是举，不因对方与自己有仇怨而不举荐，也不因是自己的儿子或下属就刻意回避。无偏私，不结党，不谄媚，只要对方是贤德之人，能够胜任，便举荐出来。祁奚荐贤如此，全因自己就是一位贤德之人，一位忠于国家的社稷之臣，在举荐人才时无偏无私，坦坦荡荡，心中只有江山社稷，完全出于一片公心，以身观身，发现与自己有相同志向的人，从而举荐出来。

再说让贤。有史评说，让贤是春秋时期晋国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之一。晋国名臣赵衰三次让贤，使众多贤臣居于卿位，晋国国富兵强，晋文公称霸天下，成为春秋时期第二位霸主。

襄公十三年（前560），晋国有两位将帅去世，晋悼公再次任命军队统帅。在这次任命中，更是上演了“一人让贤，其下皆让”的佳话。范宣子让中军帅，诸位将佐在接下来的任命中也都效法谦让的善行。有德行者自会让贤，推举更加合适的人选，即使德行稍差者，在示范效应的影响下，也会遵循礼让的德风，不敢违背让贤的善举。通过一系列的让贤与任命，晋国再次合理安排了将帅的位次。《左传》对此评论说：“让，礼之主也。范宣子让，其下皆让；栾黶为汰，弗敢违也。晋国以平，数世赖之。刑善也夫！一人刑善，百姓休和，可不务乎？”在晋国，王公大臣能够相互谦让礼敬，百姓自然会感受到这种和睦的气氛，晋国因此而太平，数世都蒙受利益。这就是晋国之所以昌盛兴旺的原因。

最后说用贤。有贤而不用，等于没有贤士，而用贤就是要听从贤士的意见。成公六年（前585）的晋楚对抗中，晋国中军帅栾书的佐将有十一位，其中只有三位不主张出兵，栾书则遵从了这三位的意见。有人问栾书，想要交战者占多数，为何不听从众人的意见呢？栾书回答说，如果同样是好的意见，那就服从多数。众人所应当遵从的是善，也就是好的、对的意见。现在三卿是晋国的贤士，他们的意见是好的。遵从好的意见，有什么不可以吗？栾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懂得如何用贤。如果以人数多少为标准，三人确实不敌八人。但是栾书认为，善为众之主。现在三卿是晋国的贤臣，他们的意见是善的，即使是少数，也应当以善的意见为主。

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

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云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要想实现社会安定、百姓安居、国家富强，需要做的事很多，而《左传》称祭祀与军事是国家大事，是因为祀与戎都关乎国祚。这需要从认识“祀”与“戎”这两个字开始。

“祀”的甲骨文，左边是“示”，右边像一个跪着的人形，是从祭祀时用于象征神主之位的形态变化而来。“祀”泛指祭祀。《说文》云：“祀，祭无已也。”子孙祭祀永续不绝，代代承传。

“戎”的甲骨文，由“戈”和像盾牌形状的“甲”组成，是击打与防御的组合。戎的本义是兵器，引申为战争、军事。在古代，“干”也是“盾”之意，“戈”“盾”组合，可以立刻联想到“化干戈为玉帛”。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，中国人自古注重遵行天道规律。天道好生而恶杀，对于兵器、战争，更是慎之又慎。但也并未彻底否定，因为忘战必危。武力只在万不得已时才会使用，即便如此，也仍然视不战为上策。《孙子兵法》云：“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”

春秋年间征战频繁，《左传》记录了众多军事行动，因此有人称其为“相斫书”。也正因如此，《左传》有着浓厚的慎战思想。

成公十六年（前575），申叔时论述“战之器”：“德、刑、详、义、礼、信，战之器也”。德行用来施以恩惠，刑罚用来纠正邪恶，和祥用来事奉神灵，大义用来规范利益，礼法用来顺应时宜，诚信用来守护万物。人民生活优厚，道德就端正；举动有义，事情就合于节度；时宜合适，生产就有所成就。如此便能上下和睦，处事顺达，所求皆备，人人皆知行动的准则。进而民众会听从国家召唤，这就是战争之所以能够胜利的原因。历观古今用兵之成败，非在作战之时，而在平素民心向背。正如《群书治要·政要论》曰：“兵之要，在于修政；修政之要，在于得民心；得民心，在于利之；利之之要，在于仁以爱之、义以理之也。”因此，兵戎之事也是以仁义为本。

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数千年传承而不衰，与重视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。祭礼源自内在，内心有所感，通过外在的仪，形成了祭礼。祭祀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恭敬心、感恩心和责任心。通过定时举办祭祀，表达对祖先、对天地万物以及有功于国家之人的恭敬与感恩，教人不忘本，饮水思源，知恩报恩。